大量的經典是中國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，經典的保存和傳播正是依靠書籍活動的毅力。從殷商時代藏甲骨的龜室開始，經過3000多年的積累和發(fā)展，中國古代藏書事業(yè)逐步形成了四大系統(tǒng)：政府藏書、私人藏書、寺廟藏書和書院藏書。由于其宗教地位的特殊性，寺廟藏書所涉及的佛道兩界也有其自身的特點。本文是中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談其藏書特色。

隨著佛教的傳人和寺廟的建立，中國古代寺藏書出現。由于佛教經書是佛教僧侶及其信徒宗教信仰的具體表現物質之一，經書的出現勢在必行。隨著佛教的傳播和信徒的增加，對經典書籍的需求增加，寺廟是僧侶生活、實踐和活動的集中場所。佛教文獻的積累使寺廟書籍自然出現。寺廟藏書，即藏在寺廟里的公共書籍，多為藏經閣或藏經樓，多為兩層建筑，下層不藏經，通常供佛；二樓是藏經的地方。在藏書趨勢、藏書內容、藏書形式、藏書地點等方面，中國佛教寺院藏書有自己的特點。

一、藏書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

中國古代佛教寺廟的藏書符合佛教的發(fā)展趨勢。它始于漢代，盛于梁，極端于唐朝。此后，藏書規(guī)模急劇下降，宋、元、明、清時期發(fā)展穩(wěn)定。

由于佛教是一種外國宗教，佛經的翻譯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當佛教的第一個人來到中國時，印度和西部地區(qū)的許多佛教學者和僧侶來到中國，專注于洛陽，從事佛教傳播和佛經翻譯，并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。（中國圖書館）寺廟書籍開始出現。但此時，除了寺廟，政府和人民也收集了佛教書籍。

自晉朝以來，佛教經典的收藏逐漸集中在寺廟里，尤其是在南北朝。此時，寺廟書籍的收藏非常普遍，有許多不同類型和形式的大藏。由于史書缺載，文獻無征，具體藏書情況多為模棱兩可，但從一些高僧的活動可以推斷出寺廟藏佛經等書籍的情況。例如，根據《高僧傳》中梁僧佑的傳記，僧佑曾在定林寺編制目錄，包立經藏，搜校卷軸，最終在建初寺保持沉默。根據他人的佛教活動，建初寺很可能也有經藏。南北六朝寺廟涌現，佛經激增，佛經數十部，其中道安編寫的(綜合眾經目錄)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以記錄整理佛經為己任的佛經目錄。

隋唐是我國佛教發(fā)展最繁榮的時期。隨著翻譯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和中國寫作的大量出現，中唐以后的雕刻印刷技術得到了應用。隨著書籍數量的增加，寫作活動持久，寺廟書籍的品種和數量急劇增加，質量得到了保證。藏書標準的出現(開元釋教錄)標志著佛教藏書體系的成熟，寺廟書籍達到了極大的繁榮。

據《大隋眾經目錄》記載，隋朝京師大興善寺藏書2257部，5310卷，不包括未翻譯的梵本。

唐代西明寺，高僧道宣編目錄(西明寺錄)，遺憾已失。但根據這本書編寫的(大唐內典錄)卷8(歷代眾經見藏錄)，共有800部《大小乘經》和《圣人集傳》3361卷，不包括中國僧人的作品。白居易建的龍門香山寺藏書，5270~，分為六藏保存在藏經堂，日問信封有時，出納有籍。湯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指出，隋唐藏經之所，想遍天下。這種繁茂的勢頭呼應了此時佛教開宗立派的創(chuàng)造性生命力，出現了寺院藏書的極點。

在宋代，佛教完成了與中國文化的融合，進入了一個平靜的發(fā)展時期。宋代翻譯事業(yè)注重梵本佛經的收集和翻譯儀式。同時，由于雕刻印刷技術的成熟，出現了許多雕刻印刷卷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宋代的收藏工作先后修建了幾個金銀藏品。比如北宋初年，6620卷分為653卷。雖然是官方版，但目的是印經頒發(fā)。

宋代寺院出面籌集雕子，獨立出版了多部藏經，進一步豐富了寺院藏書。面對大量的佛經，出現了閱讀目錄，介紹和推薦了藏族的所有經典和內容。

與前代相比，明代佛教寺廟的藏書變化不大。更典型的是，官方雕刻了七部中國藏經，以授予世界各大寺廟。

清朝繼承了尊重和保護佛教的政策，出版了許多藏文和藏經，也熱衷于圣經。由于宋、元、明、清時期佛教的發(fā)展與魏、晉、隋唐時期相比呈下降趨勢，寺廟藏書不如以前生氣，但歷史的積累使其藏書不太劣勢。

二、藏書品種豐富多彩

除大藏外，還有單本譯經、中國僧人撰寫、疑偽經、宣傳佛教書畫、佛像、法器等。還有一小部分非佛教書籍，如經、史、子、集四本書、醫(yī)書、志書、陰陽、法書、蒙學、僧人自己的詩等。由于佛教的外在性質，梵文數量不同，也是其藏書特色之一。(洛陽伽藍記)記永寧寺日:外國獻經像都在這里。佛教藏書也有一種特殊的形式，即石經。石經載體穩(wěn)定，有利于保護佛典。同時，由于其宗教性質，寺院藏書與統(tǒng)治者關系密切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兩次滅佛，廢寺焚經，寫本被毀。武宗會昌五年毀教運動，寺院嚴重破壞。為保護佛經，佛教徒在山東泰山經石峪(金剛經)、河北武安北響堂(維摩盤經)、隋代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經等深山洞穴鑿刻石經，石經1.5萬余塊，近干部佛經。另一種是把經典藏在佛閣密室里，比如著名的敦煌石室藏書。

三、官民共同參與

就其他三大藏書制度而言，官方藏書主體是政府，私人藏書主體是私人藏書人，書院藏書主體是政府和士人。寺廟藏書是歷代僧俗官民共同參與的。藏書來源多為僧信徒抄寫佛經，僧人個人撰寫，由政府頒發(fā)。其中，藏書是寺廟藏書的重要來源。此外，寺院還積極雕刻和購買經書。僧侶為了表達宗教信仰，官民為了功德，參與了造經藏經的活動。寫經藏是中國佛教僧侶信徒宗教生活的重大事件，是寺廟藏書與其他藏書不同的顯著特點。

四、藏書獨特的地理位置

最后，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書籍的地理位置。俗話說，世界上大多數著名的山僧，絕大多數著名的山都有寺廟。美麗的景點，遠離世界，優(yōu)雅安靜，穩(wěn)定性強，不易受到外部政治、人員和王朝的干擾，在保存文化經典方面具有明顯的優(yōu)勢，可以傳播很長一段時間，是一個理想的藏書場所。

清代周永年在提倡(儒藏說)時，極力推崇佛教僧侶藏經護經精神。為了保持永久之舉，或放山林，防水防火，或派人管理，以保持永久性。說明寺院藏書法是有效可借鑒的。唐代白居易藏在圣山寺、東林寺、南禪院，北宋李公選藏書佛寺，南宋紅咨庫藏書于西天目寶福院聞復閣，明劉懷遠、謝兆申藏書于寺，清代阮元、靈隱、焦山兩大藏書創(chuàng)始人，正式成立文人專書，制定具體規(guī)定，希望山壽書也壽。

此外，寺院藏書也有一定的公益性，既可以藏書，也可以和僧齋一起吃飯，寺院往往是一些貧窮好學的人讀書的地方。如早孤，依僧佑居十多年，遂博通經論。這實際上擴大了書籍的社會功能。歷史上也有許多文人在山中寺靜心讀書，藏書的利用價值也有所提高。此外，許多僧侶在文學、書法、繪畫或其他學科方面都有造詣。與這些得道的僧侶交談和學習是古代雅士的一件大事。

中國古代佛教寺廟藏書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積累起來的，具有鮮明的個性和文化特征。它是古代藏書事業(yè)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為保存中國文化古籍做出了巨大貢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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